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曾在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如此写道: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.玫瑰即使换个名字，也依旧芬芳。其实这是玫瑰的“同构现象”，虽名字不同，但都是花茎粗壮、丛生、小枝密被绒毛、椭圆状倒卵形叶片的带刺花。同样翻译中也存在“同构现象”——原文与译文的同构，换言之，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同构活动。2020年11月6日，孟令新副教授做客翻译工作坊，在1-C-114就“功能对等”为2019级和2020级英语笔译专业的同学展开讲解，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扎实的翻译理论，为翻译实践奠定坚实基础。

讲座伊始，孟令新副教授提到，在众多以功能对等为指导的翻译中，译者力争译文与原文的对等，但这种对等也只是译者自身的感受，并非目标语读者的感受，正所谓“子非鱼，焉知鱼之乐？”。连奈达本人最初也无法给出评判对等的标准，因为功能对等是无法直接进行观测的，但同构是可以观测的，而且同构程度与功能对等成呈正相关，所以同构现象成为评判功能对等的一种方法。

紧接着，孟令新副教授结合自己在翻译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，用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从“音、形、义”三方面为同学们讲解分析了同构的观测。音，即语音。例如沙发sofa，孔夫子Confucius,功夫Kung Fu等，这些翻译不论发音、语音结构还是意义，原语与译语相似度都极高，可谓音形义俱全，所以同构程度较高。西方一些语言同根同源，容易满足音的对等，但英汉语言之间差异较大，音很多时候无法保全，所以译者只能退而求其次，保全形和义。其次，形则是句子长短、复杂程度、段落数量以及衔接、篇章结构的对等，但语际转换很难在“形”上做到高阶对等。英文重形合，中文重意合，英语中连词是句子的粘合剂，且规则约束性强，而中文是逻辑语言，“意尽为界”，弹性大，句界模糊，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将连词等翻译出来，以满足形的对等。最后，义，即语义、正式度、文化以及语言的社会功能。比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习惯问“你吃了吗？”此时不能译为“Have you eaten?”而要译为“Good morning！”,该翻译的形式损失了，同构程度降低，但是社会功能得到保留。同构易观测，但实践起来很难，最高等级的功能对等(同构）就是化境。最后，孟令新副教授认为科学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，他建议同学们要先学理论再实践，并尝试使用习得的理论解决翻译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困难。听着他深入浅出的讲解，在座同学们都频频点头，受益匪浅，对翻译中的同构现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本次讲座为学生的理论习得开辟了新的方法论，为学生的研究方向提供更加明朗的道路，同时为他们日后的翻译实践，论文写作以及文章构筑都打下良好基础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（文/韩芳 图/祁德志 审核/肖建壮）